30年作全面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通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的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因此，国庆讲话以后，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北京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中央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就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邓力群负责组织和交流工作。他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转移伤病员的决定，被先行疏散至绥德。他不顾身体虚弱，到绥德后不久即请求重返前线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后转赴太行地区休养。1947年6月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军区主力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强渡黄河，南下挺进大别山后，负责主持军区工作，并于同年底组织留守的第8纵队和地方武装协同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实施运城战役。1948年3月指挥发起临汾战役。鉴于临汾城高墙厚、易守难攻，他先命部队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采用坑道爆破方法突入城内，全歼守军，解放晋南全境。为攻克临汾立下头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第23旅，因此荣获“临汾旅”的称号。同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后改为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6月指挥发起晋中战役，利用运动战充分调动敌人，再寻机予以分割包围，一个月内歼敌10余万，解放县城14座，兵锋直指阎锡山老巢太原。7月起担任中共太原前线前敌委员会书记、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由于劳累过度，导致新旧病症并发，但他坚持不回后方治疗，边养病边指挥战役。太原解放后，他辞去有关职务，赴青岛治病疗养。        7月9日晚，在周恩来连夜向毛泽东汇报当天会谈情况并听取指示时，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当即表明了态度，并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台湾问题，当周恩来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关于印度支那问题，当听说美国将从印度支那撤军的表示时，毛泽东认为：“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就不能为自己。”当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总之，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大的战略问题，尤其是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要通过这次中美难得的高层接触，来摸美国人的底，以便最后确定中国的战略取舍。 “我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说明，我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中印友谊和维持边境和睦，我国军队从不越过这条线，以利于通过谈判谋求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由于我国的友好态度，长期以来，中印边境基本上相安无事。”我国向印度总理尼赫鲁交了底，说明我国的战略重点在东方，永远无意与印度为敌。为什么他还要和我们打仗呢？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思考了很久的。毛泽东听过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也曾问过杨成武的看法。在中央讨论作战部署之前，他还叫杨成武把总参作战部同志叫去，听了他们的看法。 金日成曾诚恳地对丁雪松说：“朝鲜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继续，中国的解放也是朝鲜的解放。”丁雪松夫妇为中朝的解放事业并肩作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日，郑律成从外地赶回北京。他准备谱写有关周恩来的组歌，以纪念这位在国家多难之秋，殚精竭虑，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团长，丁雪松将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一个作曲，一个搞外事工作，两驾马车鼓足了劲儿向前奔跑。然而悲剧恰恰就在这时发生了：郑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毛泽东的办公室中间摆着宽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左侧是为他准备的可躺可靠的躺沙发。他的办公桌上、床铺一侧摆的都是书籍、文件。在青砖红瓦房中，毛泽东整日伏案工作，手不释卷地看材料、修改文章、批阅文件。在《毛选》编辑期间，编辑委员会其他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分别在北京和石家庄为编辑稿件而忙碌着。日，毛泽东在给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复信中说：“我在乡下住，没有病，专为休养，暂不进城。容后面叙。”这里的“乡下”，指的就是石家庄。       就这样，金学曙一次一次成功应付了特务们凶神恶煞的威胁，不怀好意的盘问，还有擦肩而过的各种危险。她利用自身行医问诊的便利，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机智，成功避开特务军警的耳目，历经多次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迂回过程，终于把张澜和罗隆基保存的重要文件秘密转移，并分批销毁。年邹韬奋邀戈公振来沪，仅七天戈公振就在虹桥疗养院神秘死亡，论及其病因和虹桥疗养院首屈一指的医疗条件，的确匪夷所思。考虑到安全因素，金学曙清醒地意识到，在严峻考验面前，任何大意疏忽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惨痛损失，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托付。因此，无论是平时相好的姐妹，还是一直敬重的院领导，她都不敢透露一点消息，也不敢寻求任何帮助，生怕危急关头，有人变节，导致功亏一篑。 年，丁雪松在北京报纸上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借问啤酒何处有？”当时，人们为了能喝到一点啤酒，抱着暖瓶，端着罐子，顶着烈日在饭馆门前排长龙。她还听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对北京人喝不上啤酒很生气，曾过问此事。万吨的啤酒厂。丹麦提供优惠贷款，并在关键车间开展丹中经济技术合作。同时还提供一笔无息贷款用来建造一个食品研究中心。至此，一个中国当时最先进的北京华都啤酒厂终于破土动工了。年后，正式出酒，北京啤酒奇缺的问题终于解决。为此，丹麦啤酒厂的老总诙谐地称丁雪松为“啤酒大使”。 “林副主席的题词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念了一千次还想念，唱过一万遍还想唱，我要说给战友们听，唱给全国人民听，我要向全世界大声喊，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麦贤得在1965年8月6日的海战中，右前额中了一块弹片，眼睛被鲜血糊住，仍坚持战斗三小时，直到战斗胜利结束。1966年2月8日，贺龙、叶剑英到广州军区总医院看望麦贤得，转达毛泽东、林彪对他的关怀和慰问。贺龙说：“毛主席对你很关心，派我们来看你。”叶剑英说：“林副主席对你很关心，打电话来向你问候，要你全心全意把伤养好。”麦贤得头部负伤，丧失了大部分记忆，但是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忘，他为贺龙、叶剑英唱了这首歌。 本来，志愿军总部预想：先在朝鲜北部尚未失守地区站稳脚跟，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对“联合国军”实施积极防御，阻遏其攻势，发现其弱点，然后伺机实施反击，将其歼灭。可是，志愿军入朝第二天，西线“联合国军”已经占领平壤，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之线，东线南朝鲜军已进占老五里、洪原等地。而此时，志愿军仅有公里。显然，志愿军已经不可能先敌进入预定设防地区组织防御。敌变我变！利用“联合国军”尚未察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仍然分兵冒进之机，志愿军总部果断发动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决定：第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春桥不仅“完全同意他对我和卢肃同志合作的《毛泽东之歌》的意见”，并且立即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这支歌人民广播器材厂曾灌过唱片，为了不使它再推广，我已请人民广播器材厂停止发行”。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已贵为《解放日报》总编辑兼社长的张春桥，对和自己职务大体相当的周巍峙的公开批评，并未恼羞成怒，也未大加辩解，其态度之诚恳，言辞之周全，反应之迅速，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年代，我在工厂里当领导，当时办工厂就是办社会，特别是在偏僻的山沟里更是如此。办社会当然也少不了要办理发室。包括我在内的职工们，对那时的理发室意见可不小，不但排队时间很长，而且理发时浪费的时间也很长，弄得职工怨声载道。 后来，想了一个“月评月奖”的办法，每月开一次评奖会，大家来个自报公议，评上先进的理发员发给奖金。谁知事与愿违，每次评奖时，大家是“当仁不让”，谁也不甘“落后”，有时还争得面红耳赤，把“月评月奖”弄成“越评越僵”，难以为继。后来又想了一个办法，实行“计件工资制”，理发员的工资按理发的数量来计算。这个办法一实行，立刻见效，排队等待的现象大大减少了，理发员的效率也空前提高。可是，出现了“高速切削”式的理发。有的职工到我这里来“告状”时，不待他申诉，我一看他的头发被推成一个“锅盖头”，就已经又好气又好笑。后来又不得不给理发员规定每天理发的上限，即一天理发最多不能超过几个人，超过限额的不计工资，目的是想遏制他们“高速切削”。然而这个办法仍不见效，他们还是“高速切削”，“切”完后，提前收工。        因此，可以断定法租界警方7月30日晚的行动没有特定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据1926年进入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薛耕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天，说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薛耕莘说，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等人，并与之结拜，人称“程老三”，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在反复修改后，他对原来第二章的“形式伦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这一部分仍不满意，遂整章删去。《矛盾论》的修改，前后删掉约字。《矛盾论》原来已列入《毛选》一卷的选稿目录中，但毛泽东仍感到不满意，于是又从已入选的文稿中抽了出来，没有收入《毛选》第一卷。后又经修改补充才收入到《毛选》第二卷中。以后，《毛选》第一卷再版时，才按时间顺序将它移入第一卷。在选编工作中，毛泽东对每篇文章总是对照原稿反复修改、补充，然后付印，校阅，再修改。《实践论》一文，已修改了多遍，但他仍在清样上批道：“此件改正后，连同原稿，再送我看。”在《矛盾论》的清样上，他批道：“照此改正，连同已经改正的清样一起送来再看，第一次原稿也请送来。” 7旅沿着克节朗河右岸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两翼攻击、迂回侧后、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进行反击，拔除了其侵略据点，全歼了印军第7旅，俘获旅长达维尔准将。西段的新疆边防部队向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的印军进行反击，全歼了入侵的印军，战况都是由杨成武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的。“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三项和平建议。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指示，中国边防部队暂时停止自卫反击作战，甚至停止边防部队的正常巡逻。继而，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希望他对“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响。然而，尼赫鲁置若罔闻，顽固坚持走军事冒险之路。他一面寻找外国军援，一面将一线作战部队增加到3万多人。随后，印军在东段西山口和瓦弄等地不断实施炮击；在西段热琼沟西侧增建6个据点，威胁中国边防军的纵深安全。11月14日和16日，印军又一次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全线进攻。

      胡志明从北京回到越北战区后，立即同罗贵波见面，热烈欢迎他的到来。胡志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罗贵波作为正式成员之一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罗贵波每次参加越方政治局会议，都按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发言，双方关系十分融洽。在整个抗法斗争期间，遇有重大问题，胡志明都直接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中方总是认真考虑，然后提出建议供越方参考。当时越南北部靠近中国的高平、谅山、老街等省都在法军的控制之下，因此亟待打通一条交通线，使中国援助的物资能够顺利运到越南。为此，只有发动一次边界战役，消灭盘踞在边界的法军，才能打通一条从广西到越南的交通线。应越方请求，中共中央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陈赓到越南，帮助组织和指挥边界战役。陈赓于 在研究作战计划时，胡志明说，越南有人主张攻打法军的高平据点，解放了高平就打通了边界。陈赓则认为，高平是法军的一个大据点，越军尚不习惯打阵地战，如打高平，肯定会拖长时日，付出较大的牺牲。不如攻打高平和谅山之间的东溪，这里只有多名法军，可以迅速取胜。拿下东溪，高平的法军便陷于孤立，其他地方的法军会前去救援，我们便可以在敌军运动的过程中消灭他们。我们的目的是消灭更多的敌军。敌军遭到惨重损失后，便会龟缩起来，或者逃窜，我们便取得了在边界地区的主动。胡志明和越南中央政治局都赞成陈赓的意见。胡志明对陈赓说：“我不是军事家，不长于此，你看准了做就行。”“你放手指挥，包下这次战斗的胜利。”陈赓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过打胜仗主要还靠越南的军队和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对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并没有足够的把握。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一生中，有两件事曾经难以下决心，一件是发动抗美援朝战争，另一件就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之所以难以下决心，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把握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担心在不能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情况下，与蒋介石国民党陷入长期战争，而这对于没有外援，又只占有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不利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66年2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观看大庆家属演出队演出的话剧《初升的太阳》。演出结束后，他登台指挥大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5月3日，周恩来陪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大庆油田，再次观看《初升的太阳》。周恩来三次观看《初升的太阳》，三次接见演职人员，并三次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中央办公厅的一位速记员回忆，他曾在多个场合，见到周总理指挥红卫兵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也曾在周总理指挥下唱过《大海航行靠舵手》。 画家徐悲鸿说：有些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指定代国歌。苏联建国之初，曾以《国际歌》为代国歌。法国国歌《马赛曲》就是一支悲壮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与它差不多。抗战中它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李立三说：《义勇军进行曲》曲子很好，但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张奚若、梁思成、黄炎培、田汉等人认为这首歌曲已是历史，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最后，毛泽东总结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大家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全体起立合唱《义勇军进行曲》。